楚辞疏

①十九卷。附《读楚辞语》一卷。《楚辞杂论》一卷。明陆时雍(生卒年不详)撰。陆时雍，字昭仲，浙江桐乡人。崇祯六年(1633)贡生。著有《楚辞疏》、《诗镜》等。此集共19卷。卷首有唐世济、周拱辰、张炜如序。及作者自序。《楚辞姓氏》。此书评注者如下：〔注〕王逸、洪兴祖、朱熹；〔疏〕陆时雍；〔别注〕周拱辰；〔评〕孙矿、张炜如、李挺、张思志、张焕如；〔榷〕唐元竑、张存心；〔订〕陆元瑜、张烨如、张寄瀛，并附录《史记·屈原列传》。下为《楚辞条例》八条，谈到《楚辞》篇目、作者、次序等问题，并扼要介绍作品大义。后为《读楚辞语》一卷，共六十余条，强调屈原忠君爱国思想，对各篇作意有概括说明，并涉及一些艺术欣赏问题。《楚辞杂论》引魏文帝(曹丕)、沈约、刘勰、洪兴祖、朱熹、叶盛、王世贞、陈深、周拱辰九家的评论，其中引朱熹语最多。最后为李思志跋文。正文十九卷。卷一《离骚经》，卷二《九章》，卷三《远游》，卷四《天问》，卷五《九歌》，卷六《卜居》，卷七《渔父》，卷八《九辩》，卷九《招魂》，卷十《大招》，卷十一《反离骚》，卷十二《惜誓》，卷十三《吊屈原赋》，卷十四《招隐士》，卷十五《七谏》，卷十六《哀时命》，卷十七《九怀》，卷十八《九叹》，卷十九《九思》。对屈原作品篇次有新变动，并加以说明。注释体例：每篇有小序。正文分段注疏，先列“旧诂”，再冠以“陆时雍曰”，为陆氏新注。另加眉批，即《楚辞姓氏》〔评〕栏孙矿等五家之评。《天问》卷下有“楠李陆时雍疏”，“附周拱辰别注”字样，注释主要采用周氏《天问别注》，但小序为陆氏自撰，注中亦有陆氏疏语。《反离骚》目下注曰：“序注俱辑旧本”，末有陆氏按语。《惜誓》目下注：“此篇小序及《招隐士》俱存朱熹本”。《吊屈原赋》节录《贾谊传》为小序。《七谏》目下注：“自此至末，小序俱存王逸本。”从十二卷至十九卷都有文无注。此书重在疏解文义，略于训诂，对名物、词语解释多本旧说。其特点：一、突出屈原爱君忧国的思想。在《离骚》小序中说：“《离骚》厉言类规，温言类讽，窾言类诉，狂言类号”，都发自“忠爱”之心。二、陆氏精于谈艺，以简约语言揭示《楚辞》艺术特色。称“《涉江》一笔两笔，老干疏枝；《哀郢》细画纤描，着色着态，神韵要自各足。”并对屈原、宋玉在艺术创作方面加以比较，宋玉不及屈原的有三点，及得屈原的也有三点。这种高瞻远瞩的评论，给人以启迪。三、多驳王逸、朱熹之说，时有新见。《条例》明言不从“经”、“传”之说，指责王、朱于屈辞各序之误，称赋、比、兴的点评作法是“意枯而语滞”。认为《九歌》并非祭词，是“因物咏之，随意致情”之作，与唐人的“感怀”、“漫兴”相似。不赞同王、朱因其俗祠更完其词的说法。认为《哀郢》是作于屈原“去郢之朝，即郢亡之日”时。陆氏批旧立新，虽未必尽是，但言之有理，可资借鉴。陆氏所论，多出心裁，主观臆断，在所难免。将屈原作品重新排序，认为《九章》是《离骚》之疏，根据不足，难以服人。将扬雄《反离骚》置于拟骚作品之首，甚无道理。在一些具体疏文中亦有穿凿附会，迂曲难通之处。版本有明末缉柳斋刻本，上海、南京、浙江、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有文堂重印本，题作《七十二家评注楚辞》，上海图书馆等处藏。学山堂刊本，日本京都大学藏。②七卷。明陆时雍(见《楚辞疏》十九卷)撰。此书专疏屈原作品，即《楚辞疏》十九卷本前七卷内容。约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刻本。③又名《楚辞注疏》八卷。清吴世尚(生卒年不详)撰。吴世尚，字六书，贵池(今安徽贵池)人。从少年时致力于经、子、史，亲自抄书阅览，至使手腕累伤，以左手写字。将其居所称“易老庄山房”，老于诸生，未贡而卒。著作除《楚辞疏》外，另有《易经注解》、《春秋义疏》、《老子宗指》、《庄子解》等。此书卷首有吴氏自序，目录，凡例(十七则)。序及凡例除说明此书去取遵朱熹所定篇目及篇次，六、七卷从林云铬说外，主要引朱熹《楚辞集注》序中对屈原的评价的大段文字并加以发挥，及此书各篇内容要点和注疏体例。《楚辞疏》正文，首署“贵池吴世尚注释”，次署“受业曹文超曹持参订”及“男希堂希基校阅”。八卷目录是：卷一《离骚》(以下皆屈原)，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招魂》、《大招》，卷七《九辩》(宋玉)，卷八《惜誓》(以下皆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哀时命》(庄忌)、《招隐士》(淮南小山)。注疏体例为：逐句注解、串讲，每节之后，有章节大义。每卷后有“论曰”一段，为全文总结。《远游》以下合卷之篇，每篇之末有“论曰”，对全篇加以总结。文字异同之校勘及音读，均写于书眉。此书兼顾注释、疏义、点评。其特点是：一、注重诗篇整体结构的分析。如将《离骚》划为四十三节，每节之后归纳章节大义，揭示诗人用意及在全诗中所占地位。对首八句分析为：“首原远祖(段意)，以见宗臣无可去之义(用意)。……盖通篇大义，皆隐括于此矣(全诗地位)。”最后对全诗加以总结。一些短篇，亦采用此法分析。如将《九歌·国殇》分为三段，加以诠释。段落划分准确，归纳段意切中诗旨，有利读者对诗篇——尤其象《离骚》、《天问》等难把握的长篇诗的理解。二、从写作手法方面，探求作品艺术技巧。如对《九歌·云中君》注曰：“谓云神也。云有形而无质，出乎山川，开乎虚空，浮乎栋宇，若游若留，弥乎天壤，无究无极。写云至此，笔有化工矣。”这段释语极有力地揭示了屈原在此诗中所运用的对云的形象描与的手法。对《九辩》秋景与愁情的“交映”(寓情于景或情景交融)的手法，也作了详尽论述。三、对文义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如对《离骚》“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释义云：“言我前瞻往古，后顾今兹，再四思维，其所以为民之至计，决未有非义非善而可用可行者。此固无论其为君、为臣，而其理皆莫之或易者也。”注疏准确，概括全面，语气肯定。但此书亦有不足。如将《离骚》求宓妃等三女一大段，说成梦境，并加以阐述，有违诗旨，甚为荒诞。将《天问》“兄有噬犬”四句，前人已据《左传》早有定解，而吴氏硬解为屈原暗斥怀王受张仪所骗贪得商、於六百里地事，实属穿凿无据的空论。版本有清雍正五年(1727)尚有堂刊本，北京、上海、湖南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