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

敦煌文学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保留下来的唐人抄写的文学卷帙，以及敦煌壁画、碑志中包含的文学作品。它的范围和内容为：

(一)应用文体。包括表、疏、书、启、状、牒、帖、书仪、契约、碑、铭、祭文之类具有文学性的作品。这些作品，或结构谨严，推理细密；或恢宏周赡，词恳意切；或简洁明快，韵味深长；或骈散结合，通俗易懂。如S6342《张议潮进表》，P363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S5139《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S529《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S6180《朋友书仪》，S5700《后唐清泰三年放家童契》，P2551《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S5637《祭马文》、《祭驴文》等等，从中不难窥出唐五代至宋初各种应用文体演变的轨迹。例如《祭马文》以生动鲜明、对仗工整的文字，形象地刻画出马的形貌体态和奔腾驰骋之状，及其恋主识恩的微妙之情，读起来犹如一篇优美的骈文。再如《祭驴文》，以一种完全摆脱传统祭文的程式，利用通俗的民间风格叙事状物，以拟人化的手法，对长年相依为命的毛驴寄以深切的同情。其铺陈叙事，感慨悲怀，而化用典故，又全无雕琢痕迹，虽名曰祭文，实则是一篇借驴发挥、杂以诙谐的抒情小赋。

(二)散文辞赋。敦煌遗书所存论、说、文、录、杂记、题跋之类作品，为数亦不少。如S1731《梵志喜学多术说》，讲述一个人应该习学多种技艺的故事，起伏变化，说理详密。S3050《善惠雪山修道文》，S1441《燃灯文》分别使用散体文字和四六骈语陈情状物，亦有较强的故事性和文学性。S5448《敦煌录》，属方志一类作品，它记载敦煌地区山川寺庙、灵奇异迹，文学气息颇浓。再如《功德记》、《莫高窟记》、《瑞像记》以及用于写经、校勘、发愿之类的题记、跋文，其记事论议，大都具有质朴练达、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的特点，不失为短小精悍的杂文。

敦煌遗书所存赋篇，除《文选》已收录的名篇外，多为流传到敦煌地区的唐人赋作，计有四十一种卷号，得赋二十篇，约可分为两类：其一为诗人文士之作，如王绩《元正赋》，刘希夷《死马赋》，刘霞《驾行温汤赋》，刘长卿《酒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张侠《贰师泉赋》，赵洽《丑妇赋》，无名氏《秦将赋》、《子灵赋》、《去三害赋》等，大都为唐人总集、诗文集所未载，有重要辑补价值。从构思谋篇，遣词炼句上看，显属唐代赋体文学之一流，又有可贵的文学价值。其二为通俗的故事赋(或称俗赋)，如《晏子赋》、《韩朋赋》、《燕子赋》，作者佚名，系流传民间的通俗赋作。以散体叙事，对话问答为主，与传统的韵文赋体有别，在艺术上多以隐喻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情状，往往还以巧妙应对的诙谐之笔，展现尖锐敏感的政治斗争与社会问题，充分显示民间故事赋生动灵活的特点。

(三)诗歌。敦煌遗书保存的诗歌写卷，除《诗经》、《文选》、《玉台新咏》等残卷外，主要为隋唐五代时期的诗歌作品，其中不乏唐人手抄稀世珍品。如《唐人选唐诗》(P3619、P3885等)，《唐人诗文选集》(S2049、P2555等)，《李峤杂咏注》(S555、P3738)，《高適诗集》(P3862等)，《白香山诗集》(P2492等)。至于散见的诗歌残卷，佚诗名篇，亦不下四、五百卷之多，这对辑补、校勘《全唐诗》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如敦煌遗书发现的长篇叙事诗，韦庄《秦妇吟》就有十种唐人抄本，年代题记最早的是P3381，卷末题“天复五年乙丑岁(按天复只有四年，乙丑岁为天祐二年，即905年)十二月二十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上距韦庄写这首诗的时间“中和癸卯春三月”(883)，只有二十二年，当是最为接近原诗，最为真实可靠的手抄写本，它的问世为唐代诗坛又增添一首名篇佳作。尤为难得的是敦煌遗书还保存唐初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诗的三十种唐人抄本，原题大历六年(771)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本(苏藏L1456)是抄写年代最早的诗卷，至为宝贵。至于敦煌诗歌中释道作品亦为数甚多，如悟真《百岁诗》(P2748，S930)，香岩和尚《嗟世三伤吟》(S5558)，洞山和尚《神剑歌》(P3591)，亡名和尚《无名歌》(P2567)，卫元嵩《十二因缘六字歌词》(P2385)，李翔《涉道诗》(P3866)，以及佚名之作《九相观诗》(S6631等)，《心海集》(S2295，S3016)，《李相公叹真身》(S4358)等等，不仅内容丰富，涉及到释道思想的方方面面，它在艺术上也有与传统诗歌相近相通之处，特别是那种化平淡为神奇、稚拙中见新意的表现手法，更值得称道。此外，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诗歌作品，如《敦煌二十咏》(P3870等)、《白雀歌》(P2594、P2864)、《龙泉神剑歌》(P2633)、《卢相公咏二十四(节)气诗》(P2624)、《咏九九诗》(P4017)、《新婚诗》(S3877等)及写经题诗(S692等)、民间歌谣(P3500)等，分别揭示出敦煌社会历史、文功武绩、节气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现实内容，也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不少作品还填补唐五代时期敦煌历史的空白。

(四)曲子词。曲子词或称为“曲”、“词”、“歌辞”，主要指敦煌遗书内那部分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曲子词抄本，从其内容和题记年代来看，可以推断为唐五代时期的作品，除少数有作者可考外，绝大多数是流传民间经过不断加工润色而成，以致很难区分文人词与民间词。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是我国词学研究中的大事，先后出版四种总集：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饶宗颐《敦煌曲》(巴黎，1969)，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1986)，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87)，为敦煌曲子词的整理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敦煌曲子词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参“唐五代词”)。

(五)变文。变文或称“变”，是唐代说唱一类的文学作品。它的产生与六朝以来的讲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讲经的文本，即讲经文。敦煌遗书保存的讲经文，正是佛教徒宣讲佛经的底本。讲经文的散韵结合、说唱兼行的体制，对变文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变文是转变的底本，讲唱时往往还以画图配合故事，一边向听众展现画图，一边说唱。唐代笔记小说内尚有“变”或“变文”的记载，但今天能够见到的变文，皆出自敦煌遗书，均可分为两类：其一为说唱佛经故事的佛陀变文。主要用于宣扬佛经教义，如《双恩记变文》(苏藏Φ96)中善恶两王子的故事、《目连变文》(P3107)、《降魔变文》(S5511)以及《八相变》(云字24)、《破魔变》(P2187)等，分别运用光怪陆离的浪漫化手法，为人们描绘出佛国天堂的虚情幻境和冥界地狱的恐怖场景，以超人间的力量战胜一切魔难，使某些枯燥乏味的宗教故事变得出神入化，给人们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慰藉与解脱。这类作品虽属神奇怪诞，但也有对现实的曲折反映，包含着一定的批判内容。其二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斗争为题材的世俗变文。它们通过对不同人物的生动描绘，大胆揭露和谴责封建制度下丑恶的社会现象，热烈赞扬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以及维护国家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世俗变文更具有生活气息，更能强烈地表现人民的爱憎情感。如《伍子胥变文》(S328等)、《王昭君变文》(P2553)、《孟姜女变文》(P5019)、《张议潮变文》(P2962)。总的说来，世俗变文在展现历史人物和现实斗争的生动画卷时，除某些虚拟的理想化情节之外，基本上着重于现实主义的客观描绘，比起追求虚幻的天堂地狱的佛陀变文前进了一大步，这表明新兴的变文文体已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已经成为唐代通俗文学的最活跃的部分，受到广大僧俗人士的欢迎和喜爱。

(六)话本小说。敦煌话本小说是唐代民间说唱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它与变文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形式上变文有说有唱，说唱并重，而话本则以讲说为主；创作上话本受变文影响较深，直接吸取变文那种铺陈叙事、夸张想象的表现手法；内容上话本已更加世俗化，可以自由地抒写人生和民间传说，乃至佛徒道众的言行。代表作有《韩擒虎话本》(S2144)、《庐山远公话》(S2073)、《叶净能诗(话)》(S6836)、《唐太宗入冥记》(S2630)、《秋胡》(S133)等。总之，敦煌话本小说的文学贡献，在于通过不同人物的形象塑造，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情状，强烈谴责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灵魂深处的卑污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们的理想、愿望和要求，不过也难免夹杂一些宣扬宗教迷信、忠孝节义或荒诞不经的内容。从敦煌话本小说取得的艺术成就，亦可说明唐代小说创作已成为有意识的文学活动，呈现出新的面貌，比起汉魏六朝以来短语杂记式的志怪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体式结构上已初具规模和特点，进而证实宋元话本并不是突然繁荣起来的，而是唐代话本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揭开我国小说史研究的新篇章。

(七)其他。敦煌遗书保存的文学作品还有被称为“词文”的《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P3386等)，或题为《捉季布传文》(P3697)，在篇题上虽有“词文”、“传文”之别，实则是一篇结构谨严、规模宏伟的七言叙事诗。再如《孔子项托相问书》(P3882等)、《茶酒论》(P2718等)、《百鸟名》(S3835)等，也都不失为民间文学中的佳作。至于敦煌写卷原题为句道兴的《搜神记》(中村不折氏藏本等)、侯白《启颜录》(S610)、颜之推《还冤记》(P3126等)之类小说、笑话、冥报故事集，都是幸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唐人抄本，亦弥足珍贵。

总之，敦煌文学是我国唐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束引人注目的花朵，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由于敦煌文学的出现初步澄清我国文学史上某些长期难以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比如变文的出现，使我们认识到久已失传的唐代变文是说唱文学的原型，是研究宋元以后说唱文学同前代文学关系的重要连锁，它同宋金元的诸宫调和明清以来的弹词、宝卷、鼓词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敦煌话本小说的发现，大大充实了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内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唐代话本小说从结构体式到表现手法已开宋元话本的先河。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初步改变了宋词直接脱胎于乐府的看法，使人们深刻理解到唐代曲子词在宋词和乐府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敦煌诗歌的整理研究，既可补《全唐诗》之佚，又为探讨唐代诗歌通俗化的历史进程，提供许多生动而又丰富的资料。由此可见，敦煌文学对全面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现象和唐代文学的研究是很有助益的。